况且难得出趟远门，除了四处观光，涨涨见闻以外，不主要还是获取灵感，光交益友，扩宽人脉么？
陆辞欣然接纳了柳七这一新友，亦在心里再三肯定了对方将为考场上强劲对手的地位。
大多数时候，是嫌船上时光漫长无趣的柳七主动找上门来。后来陆辞若是久久不见他出现，也会亲自去找他。
朱说自然不愿自己就这么被拉下了，便稍微改变了自己的态度。
柳七投桃报李，对稍稍软化的朱说极为热情，且有意避开风月不谈。
他生得气貌堂堂，眉清目朗，不做慵懒闲散态时，言谈既爽朗风趣，又不失渊博犀利，着实可亲，让人无法讨厌得起来。
在陆辞看来，朱说和柳七，虽在性格和做派上大相径庭，可实质上却都怀有才能志意，饱受儒家忧国忧民的传统思想的熏陶。
相比之下，只追求独善其身的自己，才是格格不入的那一个。
事实也正如陆辞所料的那般，在摒弃成见后，朱说反倒比他还跟柳七聊得来了。尤其在澶渊之盟的签订上，二人皆愤愤拍案，恨国不争。
在辽大将萧达凛遭强弩射杀，战势或可反转，并无不可为之处的大好时机前，官家竟因畏战，而签订了这般屈辱的和约。
土地固然没有割让，可不论是官家需遵辽萧太后为叔母，同辽主称兄道弟，还是每岁需赠辽银十万两，绢二十万匹的沉重负担，怕都只是一个开端罢了。
不断割自己百姓的肉，以养肥强邻这头饿狼，而放任宋军腐败，战士颓落。
此消彼长的趋势，倘若长久以往，可谓不堪设想！
单富国而不强兵，与稚童怀抱赤金行走于闹市无异，怎除极个别的强硬主战派外，朝中本最不该缺的，就是有学之士，竟都为这短暂的喘息时光而额手相庆，非但不怒发冲冠、目眦尽裂，倒引为莫大胜利了？
朱说沉色道：“诚如王相公所言，‘城下之盟，《春秋》耻之。澶渊之举，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，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！’”
“确确是奇耻大辱！”柳七说到激动处，不由拍案而起，义愤填膺道：“因那日开此先河，诸敌皆知我宋好欺，连区区党项，亦以投契相挟，年卷万两白银，万匹绢布而去。朝中只知养兵，而不管练兵，各官腐败、借官家财富做生意与民争富、中饱私囊者数不胜数。如不尽快做出决策，又如何长久？”
听着二个小青年的慷慨陈词，陆辞只沉默地喝了口茶。
朱说与柳七所说一点不错，他的宋史记得的虽不多了，但对那屈辱的花钱买和平，还是颇有印象的。
更知道这和平哪怕想买，也买不久。
强势崛起的外族，在明知宋人富庶的情况下，凭什么让他们每年乖乖等着部分奉上，而不亲自去把全部取来呢？
而在侵略势力与大宋翻脸之前，大宋已先撑不住了。
最初是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，不得不仓促下进行变法改革，而改革亦进行不顺，加上天灾人祸，最后外敌趁虚而入，就一败涂地，不得不越退越南。
最后以杭州为都城，南宋再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，还是不可避免地覆灭了。
但陆辞也不认为，朝中就真是一群睁眼瞎，只顾眼前的短暂和平，而不顾长远的发展。
问题怕还是出在皇帝身上。
如今在位的官家，可没有他父亲和伯父的霸气，早前辽军的来势汹汹，就把他吓得屁滚尿流，差点南迁了。
若非宰相寇准是个有胆色魄力的，连官家也敢‘挟持’，逼他上了前线稳定军心，北宋怕就几年前就被人一端到底了。
宋太祖是有心进取，好战而战不赢，无奈退居防守，他的这位继承人，则是被吓破了胆，能打时都宁可不打，而是掏钱买和平。
和平既能买来，又何必劳民伤财，冒风险去打呢？
重兵戎边的庞大开销，可比‘赠送’给辽以换取退兵的岁贡，要轻上不少了。
至于扩充军队，能给官家带来一些安全感，当然要办；可一旦涉及练兵，就得授予武将稳定的军权，他又不乐意。
老赵家的黄袍加身，不正是源于兵权在握么。既知兵权如此重要，他们自会有意一削再削，毕竟国家的强盛，甚至土地的完整，统统都比不上赵家统治的稳固来得重要。
朝臣各个都是人精，想必是看出这点，才清一色地赞同议和的。
而非是柳七他们所以为的全那般有眼无珠，短视得看不到要命处。
陆辞正因知道它自源头起就堪称无解，才一早就冷静得很，根本没想过去撞那救国救民的南墙，或是妄想去干预历史的进展。
他暗叹一声，给讨论得口干唇燥的二人各倒了一杯热汤，便捧书继续读下去了。
柳七与朱说也未在这话题上停留太久。
他们皆偏于务实派，心知纵有千般志向，万般豪情，现一介白身，也是人微言轻，于国于民都无作用。
比起与志投意和之人进行酣畅淋漓的探讨，最首要的任务，还是得发奋读书，早日下场，望能金榜题名，才有机会实现胸中抱负。
更何况，单他们准备好了还不够，得盼着朝廷不停贡举才行。
等二人回过神
陆辞欣然接纳了柳七这一新友，亦在心里再三肯定了对方将为考场上强劲对手的地位。
大多数时候，是嫌船上时光漫长无趣的柳七主动找上门来。后来陆辞若是久久不见他出现，也会亲自去找他。
朱说自然不愿自己就这么被拉下了，便稍微改变了自己的态度。
柳七投桃报李，对稍稍软化的朱说极为热情，且有意避开风月不谈。
他生得气貌堂堂，眉清目朗，不做慵懒闲散态时，言谈既爽朗风趣，又不失渊博犀利，着实可亲，让人无法讨厌得起来。
在陆辞看来，朱说和柳七，虽在性格和做派上大相径庭，可实质上却都怀有才能志意，饱受儒家忧国忧民的传统思想的熏陶。
相比之下，只追求独善其身的自己，才是格格不入的那一个。
事实也正如陆辞所料的那般，在摒弃成见后，朱说反倒比他还跟柳七聊得来了。尤其在澶渊之盟的签订上，二人皆愤愤拍案，恨国不争。
在辽大将萧达凛遭强弩射杀，战势或可反转，并无不可为之处的大好时机前，官家竟因畏战，而签订了这般屈辱的和约。
土地固然没有割让，可不论是官家需遵辽萧太后为叔母，同辽主称兄道弟，还是每岁需赠辽银十万两，绢二十万匹的沉重负担，怕都只是一个开端罢了。
不断割自己百姓的肉，以养肥强邻这头饿狼，而放任宋军腐败，战士颓落。
此消彼长的趋势，倘若长久以往，可谓不堪设想！
单富国而不强兵，与稚童怀抱赤金行走于闹市无异，怎除极个别的强硬主战派外，朝中本最不该缺的，就是有学之士，竟都为这短暂的喘息时光而额手相庆，非但不怒发冲冠、目眦尽裂，倒引为莫大胜利了？
朱说沉色道：“诚如王相公所言，‘城下之盟，《春秋》耻之。澶渊之举，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，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！’”
“确确是奇耻大辱！”柳七说到激动处，不由拍案而起，义愤填膺道：“因那日开此先河，诸敌皆知我宋好欺，连区区党项，亦以投契相挟，年卷万两白银，万匹绢布而去。朝中只知养兵，而不管练兵，各官腐败、借官家财富做生意与民争富、中饱私囊者数不胜数。如不尽快做出决策，又如何长久？”
听着二个小青年的慷慨陈词，陆辞只沉默地喝了口茶。
朱说与柳七所说一点不错，他的宋史记得的虽不多了，但对那屈辱的花钱买和平，还是颇有印象的。
更知道这和平哪怕想买，也买不久。
强势崛起的外族，在明知宋人富庶的情况下，凭什么让他们每年乖乖等着部分奉上，而不亲自去把全部取来呢？
而在侵略势力与大宋翻脸之前，大宋已先撑不住了。
最初是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，不得不仓促下进行变法改革，而改革亦进行不顺，加上天灾人祸，最后外敌趁虚而入，就一败涂地，不得不越退越南。
最后以杭州为都城，南宋再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，还是不可避免地覆灭了。
但陆辞也不认为，朝中就真是一群睁眼瞎，只顾眼前的短暂和平，而不顾长远的发展。
问题怕还是出在皇帝身上。
如今在位的官家，可没有他父亲和伯父的霸气，早前辽军的来势汹汹，就把他吓得屁滚尿流，差点南迁了。
若非宰相寇准是个有胆色魄力的，连官家也敢‘挟持’，逼他上了前线稳定军心，北宋怕就几年前就被人一端到底了。
宋太祖是有心进取，好战而战不赢，无奈退居防守，他的这位继承人，则是被吓破了胆，能打时都宁可不打，而是掏钱买和平。
和平既能买来，又何必劳民伤财，冒风险去打呢？
重兵戎边的庞大开销，可比‘赠送’给辽以换取退兵的岁贡，要轻上不少了。
至于扩充军队，能给官家带来一些安全感，当然要办；可一旦涉及练兵，就得授予武将稳定的军权，他又不乐意。
老赵家的黄袍加身，不正是源于兵权在握么。既知兵权如此重要，他们自会有意一削再削，毕竟国家的强盛，甚至土地的完整，统统都比不上赵家统治的稳固来得重要。
朝臣各个都是人精，想必是看出这点，才清一色地赞同议和的。
而非是柳七他们所以为的全那般有眼无珠，短视得看不到要命处。
陆辞正因知道它自源头起就堪称无解，才一早就冷静得很，根本没想过去撞那救国救民的南墙，或是妄想去干预历史的进展。
他暗叹一声，给讨论得口干唇燥的二人各倒了一杯热汤，便捧书继续读下去了。
柳七与朱说也未在这话题上停留太久。
他们皆偏于务实派，心知纵有千般志向，万般豪情，现一介白身，也是人微言轻，于国于民都无作用。
比起与志投意和之人进行酣畅淋漓的探讨，最首要的任务，还是得发奋读书，早日下场，望能金榜题名，才有机会实现胸中抱负。
更何况，单他们准备好了还不够，得盼着朝廷不停贡举才行。
等二人回过神